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期间，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与“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古德诺的看法与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意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后，就曾在当年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民国宪政改革的主题演说，其中对袁记约法改行总统制赞叹有加，大有“吾道得行”之兴奋呢。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份内事。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总统又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一报知遇之恩。

　　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古教授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教授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教授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交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声狠狠添了一把火。

　　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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