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南下了，现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离开的，都是不肯放弃本地财产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虽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现了不合作的姿态。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户，往往成为了支那小股部队的首要袭击对象，而派遣军光是维持从大连到奉天城的铁路安全，就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不多的机动兵力，那里还顾得上去保护这些亲日大户的家园。

　　于是原本亲日的支那人开始疏远日本人不说，就是那些在满洲置办起了家产的日本居留民，也开始主张日支亲善，放弃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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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原勇作对于这种变化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他并不是不想对支那军发起进攻，但是陆军对于满洲冬季作战完全没有信心。这并不是陆军对满洲作战没有研究，日俄大战之前日本就开始研究高寒地区作战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后，陆军就发现研究和实战还是有区别的，在战争中出现的大量病员证明了两件事，日本人不适应高寒气候和日本的后勤无力支撑这种气候下的大型会战。所以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实施了满洲驻军轮换制度，就是为了让陆军各师团熟悉满洲的气候。

　　只是现在这一制度的效果还没有显露出来，这场战争又爆发的过于突然，加上前期战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难以下定决心发起一场大的会战。而在双方呈现对峙局势之后，随着部队的士气下降，派遣军就更打不起一场无法速胜的会战了。

　　部队的士气不断下降，不仅仅在于从四平撤回的部队感染了从国内增援的新部队，更在于奉天大本营身后这条漫长铁路线的防御作战。因为一些增援部队的军纪不靖，导致了铁路沿线的支那民众对于日军的不满。

　　如果是过去的话，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毕竟支那人数再多也是难以同有组织的国家力量对抗的。但是随着支那革命委员会对南满各地势力的收编，这就不再是区区几处村庄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军的对抗了。这同样也是在一个政权组织下的，国家与国家力量的对抗。

　　上原勇作手中虽然还有近4个师团，超过六万人的力量。但是把这样的力量分散在大连和奉天之间的广大区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面上面撒了几粒葱花，看起来很像样子，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学习过法军建制的上原勇作并非没有听说过，“两个马穆鲁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打胜三百个马穆鲁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兵。”

　　然而拿破仑皇帝的这句名言被支那军逆用了，游离于铁路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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