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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