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证明，各个国家只有相互学习交流，才能取得长久的进步，才不至于落后挨打。

　　这是朱翊镠决定出使他国的动机。

　　简单地说就是要推行外交。

　　其实，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又有所不同。

　　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取“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

　　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

　　但“不征”只是明廷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

　　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

　　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又称古里佛）、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发动了南征安南（越南古称），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

　　“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但随着大明王朝国力的衰退，外交规模日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又大大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结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以后来历史的发展为鉴为依据，西方那种倾向于侵占、扩张、积累式的外交，或者说“野蛮”式的外交，似乎比大明所谓的“不征”要更胜一筹。毕竟后来的落后挨打是事实，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学习，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弯子。

　　朱翊镠深知历史的走向，当然不会继续海禁乃至闭关锁国，对外界一无所知，想着一定要积极地推行外交。

　　即便廷议上有反对的大臣，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让他们畅所欲言。

　　朱翊镠是不会听那些大臣的。

　　在他看来，出使他国交流学习是历史大势所趋，而且适当时刻也要扩张积累，他绝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

　　当然，在廷议之上，朱翊镠没有提到扩张积累，只说出使他国。

　　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朱翊镠决定逐步解除海禁，促进海上贸易。

　　这一政策主张，依然有支持有反对的，可朱翊镠的决定不会改变。

　　朱翊镠的强势，在推行京察时，朝中大臣就已经见识过了。

　　所以反对的大臣虽然大有人在，但反对的气势却相对不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朱翊镠的先见之明，实在过于“妖孽”，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认可朱翊镠的强势，或者说打心里佩服。

　　毕竟朝中大臣没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对国外的形势别说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让他们胡扯都扯不出两句来。

　　朱翊镠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张嘴就来，而且有理有据，还时不时地从嘴里蹦出一两个闻所未闻的词语。

　　试问那些反对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气？以致于反对的声音虽然有，虽然可以说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但别说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将反对的声音屏蔽，即便他不这么做，又有多少人真有那个实力与他争辩出一二三来？

　　如此一来，关于出使他国的决议，包括与之伴随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在廷议上顺利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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