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教育部门，或者政府能重视这件事，加强对学校周边的管理，让我们家长放心，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缺钱，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发生绑架案，其他的学生家长需要赔偿时，政府会参照解决你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也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才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还公道，你是在为所有的学生家长讨还公道，因此，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无缺钱，就可以不像政府索要经济赔偿。

　　这时候，她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似乎成了别人为难政府的工具。她很清楚台商对政府的态度，他是从不说政府一句坏话的。她想脱身似乎是不可能了，当市政府、教育局长要与受害者家属对话时，她便被许多拥护者推进了会议室。

　　她发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虽然，身边都是她的支持者。但她要的不是这种支持，要的不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支持。她发现，她已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于不能代表自己。太多太多的热心人已经代表了她，说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向政府提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政府提出的要求。

　　丈夫的出现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孱弱的女人。她其实更需要他的支持，别人的需要根本算不上是支持。她站了起来，她想说，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然而，丈夫却说：“你跑到这来干什么？你丢人不要脸没关系，把我的脸也丢得努尽了。”

　　他一扬手，给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她还没反应过来，丈夫便揪着她的头发，拖死猪似地要把她拖出去。她身边的人“哄”一声围上来。

　　有人问：“你为什么打人？”

　　有人指着他鼻子，很有些威胁地说：“放开她，你立即放开她！”

　　台商说：“我不放开又怎么样？她是我老婆，我想打她就打！”

　　台商夫人“呼”一声站起来，拦在台商身前，对那些责问他的人说，你们不许碰他！你们不许碰他！她嘴角挂着一丝血，头发蓬松，却一点也不含糊。那些人全被镇住了，怎么也想不到，这时候，她还那么袒护这个男人。

　　副市长对台商老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吗？非要动手打老婆？”

　　台商说：“这不关你们政府的事，这是我的家庭私事。”

　　他指着那些学生家长和记者说，也不关你们的事！

　　相机的闪光灯又不停地闪，他用手拦住自己的脸，说，不要照，不要照，你们不准照。记者哪听他的话，还是不停的照，他便手一抡，把近前的两部相机拍打到地上了。这还得？记者们抓住他不放，问他是谁派来的？为什么干扰他们采访，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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