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费劲，自己不用走脑子就能完成任务，但同时也是贻害无穷很可能激起民变的方式。这不是杨四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江陵党的普遍问题。大明大部分地方官是得过且过，当和尚撞钟，地方上只要不出事自己就可以混日子。跟他们比，江陵党算是极难得的人才，个个都肯干活，想要做出事业。但他们走上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片面追求事功，想要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对于维护稳定局面，保证不出乱子根本不在意。

　　不懂得维持平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在范进看来，比那些混日子的强不到哪里去。自己没办法约束岳父的部下，就只好给他们定枷锁，加限制。这段时间趁着没有地方接收，他在家里就只做写条陈的事，连纳两妾之余，对于范进没事偷吃梁盼弟以及郑蝉都当看不见，就是张舜卿对丈夫的酬劳。

　　条陈的内容说起来可以算作业绩考核标准，参考的是后世现代公司管理方面的东西，结合了眼下官场实际以及吏部铨叙标准。之前张居正搞考成法，在范进看来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相信数据。官员的升降全由钱谷数据决定，变成谁能完成课税赋役谁就是好官的奇葩标准，对于民生治安全都不考虑。这样时间一长，必然导致官员漠视百姓诉求，官民相仇的现象发生。

　　是以范进这次写的条陈，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做的补充。考核官员钱谷只是一方面，其他方面也要考虑。尤其大家的管地不同，江南富庶钱谷上确实要在意，陕西那种穷地方也要当完粮模范，即使逼不出李自成，也能培养出撞破天、紫金梁之流。对这些地方考核的就不是钱谷，而是治安以及民生。

　　除此以外，文教、社会秩序都纳入考量范围内，由朝廷的监察机构进行考核。文教不兴，百姓遇事只想挥拳头动刀子，地方上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比衙门还受欢迎，不管你能搞到多少钱粮，都别想升迁，如果地方官搞到百姓切齿就要准备丢纱帽。

　　这种综合性的考评手段对于眼下的官僚来说，并不算难懂，主要就是麻烦。明朝的官吏不是脑子想不到这些，只是单纯的懒惰而已。即使是那些勇于任事的，骨子里也是想着要在人生几十年里得个功名富贵顺带还要名标青史。踏下心去做琐碎而不会在后世留下名声的工作，就没什么兴趣。

　　之前范进不拿出这个，也是知道这种事没人乐意干，自己拿出来也没人听，万一被张居正误会是恶毒攻击伟大宰辅张江陵，自己就连女婿都没得做。现在左右是老婆都娶完了，大家成了一家人，有什么就敢说什么，才敢拿出这个遭人恨的建议。靠张居正的强权铁腕，把这些推行下去，官员们不管怎么不满也得执行。至于谁在背后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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